圖文：毛豆子
蘇聯流亡詩人布羅茨基是個悲傷而理智的作家， 在他的《伊斯坦布爾旅行記》中，他在以詩人的筆觸悲傷地描述“一個游牧部落成員永遠朝著落日的方向騎去”後，用調查記者般的冷靜筆觸寫道：“這裡人們只有一種不值得羨慕的、三流的現在，他們勤奮，但遭到本地歷史的強度的掠劫。這裡再也不會發生什麼事了，也許除了街頭騷亂和地震。”
1. 7.17.2016 | 政變後第二日｜伊斯帕拉， 伊斯坦布爾近郊
我是在七月十七日，也就是政變平定後的第二日抵達伊斯坦布爾的。這倒不是刻意趕到風暴中心，而只是完全湊巧，我和朋友計劃中的東歐摩托之旅在這天結束於伊斯坦布爾。我們只是按照計劃行事，可是你直到，這個時代的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
我們從伊斯帕拉（Ispala）陸路進入土耳其, 這是一個和希腊接壤的土耳其邊境城市，距離伊斯坦布爾230公裡左右。等待入境的車輛排成平常不多見的長龍，因為每輛車都必須仔細檢查行李，邊境工作人員對於急於從希腊趕回風暴中心的土耳其人聳聳肩：“沒有辦法，特殊時期”。有人在邊境涼亭下看一張土耳其報紙， 頭條是投降的政變士兵們被剝光了除內衣外的所有衣服，正在等待處置的照片。
政變平定兩天後的伊斯坦布爾，即使周日，通往城裡中心區域的交通依然有些擁擠而且凌亂，十字路口總有各種車輛用各種姿勢堵在路中間，就好像這個在伊斯蘭教、民族國家和世俗主義三條道路交彙的三岔路口，一盞三種顏色同時亮起的出了亂子的交通燈，讓整個交通停滯了下來。但高速公路上，小販還是在擁堵的車道中間靈活游走，兜售冰水；高速公路邊依然停著一溜大卡車，在賣水果，堵在車河裡的人會跳下車，向車主買一個西瓜；還有人索性把車停在緊急車道開始整理後備箱。 這裡的汽車排出的每一串尾氣，行人呼出的每一口依然立刻被馬爾馬拉海邊的盛夏度假氣氛吞卷了。
當然，我還是從行駛的車輛上看出了動蕩以後的新氣像，不少機動車前後都掛起了國旗，車上的天線都延伸了一個功能：旗杆。有的人在車上找不到地方扎國旗，竟然就一手扶方向盤一手舉著國旗伸在車窗外，好像自由男神；坐在後座的孩子們把頭從車窗裡伸出來，使勁地揮舞著國旗，這成為他們無聊路旅中一掃疲憊的新游戲。有一個騎著摩托車的男人，顯然是送外賣的，他後座的外賣箱上掛著一面國旗，車頭插著國旗，從你身邊擦身而過時，好像一股紅色的浪潮卷來，然而，他竟然還一手捏著手機在講電話。
置身土耳其街頭的第一印像，可能會讓你錯覺這是不是舉國在歡慶一場球賽的勝利，你有點難以想像一場軍隊和公民間的殺戮剛在大約40小時前發生，人們依然在疑惑這是不是只是一場噩夢而已。但是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似乎沒有時間讓大家確信，他已經成功地把驚魂未定的民眾聚攏起來，在全國各地進行種種歡呼粉碎一小撮軍隊妄圖顛覆民主的叛國行為的集會，而這場政變的幕後者，據土耳其官方認定，是流亡美國的土耳其宗教人士費特胡拉·居倫。
從伊斯帕拉前往伊斯坦布爾必會經過E84公路旁的一座監獄，你一般不會錯過，因為從公路上，你就可以看到它森嚴的圍牆和圍牆上倒鉤鐵絲網圈。這座建於2008年的錫利夫裡監獄（Silivri Prison）現在看上去依然是簇新的，它是目前歐洲最大的高戒備監獄，距離伊斯坦布爾以西80公裡左右。這座現代化監獄見證了埃爾多安和居倫為爭奪統治國家的權力而進行的激烈角逐。
就在這所監獄建立的初期，它目睹了埃爾多安和居倫的蜜月期 。 如同有些夫婦並非原生愛意，但在對付共同的外在困境時，他們的情誼得以加固：埃爾多安和居倫就是在與土耳其軍方世俗力量的鬥爭中合二為一，並在消除軍人勢力方面的努力中建立了曾經被人一度認為堅不可摧的親人般的關系。具有土耳其精神領袖之稱的居倫通過在土耳其辦學、講經、興實業，在軍隊，公檢法，教育和金融系統裡培養了大批所謂“居倫分子”，埃爾多安正好利用居倫分子們共同擁有的對伊斯蘭教的忠誠來管理國家，並借其在軍隊中尤其廣泛的影響，對軍隊進行去世俗化的整肅。然而，隨著軍隊世俗力量的削弱，埃爾多安貌似已經不再那麼需要居倫，大約三年多前，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了。
土耳其司法歷史上最具爭議的審判之一的“厄爾根尼康”（Ergenekon）案中， 近300位受到進行旨在顛覆政府的恐怖主義活動指控的前高級軍官、律師、商人、政客和記者曾被關押在這裡，這些人現在大多已經被無罪釋放，因為法官認定將他們送進監獄的證據不少是被居倫在軍隊、情報、警察、司法體系中的追隨者偽造的。頗具嘲諷意味的現實是，如今這座監獄裡關押著的，則是居倫的信眾，埃爾多安在對全國人民的講話中憤怒譴責這個躲在賓夕法尼亞蔥蔥郁郁的波科諾山谷17年的曾經的盟友欲圖顛覆共和國。土耳其正式要求美國引渡居倫，而肅清居倫在軍隊，公檢法，學校以及其他政府部門的活動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 。
而此刻，這些正被塞在E80公路擁擠的交通裡的人們，尚未閑暇考慮到下周即將面臨他們的種種後政變時期的社會動蕩。他們現在只是祈禱可以馬上突破這些阻擋車河行進的，那一顆顆鐵皮做成的機動車卵石，抵達他們位於錫利夫裡監獄以東九公裡之外的消夏度假別墅，吹一吹從馬爾馬拉海來的涼風。畢竟錫利夫裡，這個曾經的色雷斯港口，它以前更以伊斯坦布爾人夏季時分最愛光顧的周末避暑之地而出名。
2. 7.18.2016|政變後第三日｜ 克茲亞塔依.伊斯坦布爾亞洲區
想來旅行者的人生的確有些不可思議，政變後的第三日， 我在社交媒體上正式發布了自己的新書, 在這本名為《嗯，就這樣睡了一下世界》的旅行記裡，我追憶了過去五年，自己睡過的26張床和床背後有意思的人，可是我不得不承認，此刻，這張位於伊斯坦布爾亞洲區一個叫克茲亞塔依（kozyatağı ）的居民區的床，是我睡過的最動蕩的一張床。固然這本書是近年旅行的傾心記錄，可是，我顯然已經無暇顧及，匆匆按照和編輯的約定，按下了公微的“群發”鍵後，便拿起手機上街蹓跶了。
住所所在的Kayışdağı街和Çayır街的路口有國父凱末爾好像好萊塢電影海報一樣的政治招貼畫：他頭戴禮帽，全身十足的西方紳士的打扮，帶著類似亨弗萊·鮑嘉般在諜影戰雲下耐人尋味的眼神。這位當年只是因為喜歡穿軍裝而入了軍校的現代土耳其締造者，通過激烈的革命實現了一個近乎急轉彎的變革：把奧斯曼帝國以伊斯蘭教為統屬的多民族社會，轉變到現代土耳其共和國基於單一民族的世俗社會。招貼畫上寫著凱末爾名言，大意是，“你是我們的光，我們和你走在一起。” 但是，你到底走在一條通向哪裡的道路？貌似就連畫像裡的凱末爾自己，也面露疑惑。
克茲亞塔依的家樂福前，跨街公路橋上，公交車站已經閃電般地張貼好了平息政變後的政治海報，海報的圖樣是土耳其國旗上，白色的“Hakimiyet Milletindir”的字樣，意為“主權屬於國家”。沿街大幅公告牌上，也都貼上了這些政治新廣告，覆蓋了本來的那些“ Istanbul shopping festival ! Pop up shops”的購物節廣告。廣告上那個穿著亮橙色裙裝的女子無比自信地站在清真寺的穹頂上，背景是加拉塔和博斯普魯斯大橋， 她好像一個不懂國難家愁的小明星，依然一臉無辜地邀請大家參加這個購物的盛會：“Best time for shop 'n fun， 1-30 July 2016。”七月本來的確是土耳其零售業瘋狂降價的商戰時刻，顯然此刻，它不得不為一場更迫在眉睫的戰爭讓位。
這是七月一個體表感溫好像秋天一樣的周一，狂風吹皺了一棟辦公樓立面上掛著的國父凱末爾的臉。我的長久仰望引起了保安的警覺，他走出大樓，和我一樣好奇地抬起頭，注視陰霾密布的天空。我走進了路旁一家名叫Ayidilimi的糕餅店，要了一杯土耳其紅茶和一客表面烤得焦黃的雞絲布丁，我在這個糕餅店的角落閱讀來自國內的新聞，“澎湃”新聞推送了帕慕克的小說《雪》的片段，導語說，“看懂了它，你就明白土耳其為什麼會發生軍事政變”。小說發生在1992年土耳其偏遠小鎮卡爾斯，在摘取的片段中，一個名叫“新人生”的糕餅店裡，一名小個頭的宗教狂熱分子朝教育學院院長的胸部和頭部開了槍，因為他不准女學生戴頭巾上學。
繼小說發生的時間後的11年，2013年10月，四位戴著頭巾的女議員公開進入議會，這是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土耳其穆斯林婦女不得戴頭巾的規定廢止生效後，民眾第一次看到他們的女政客帶著頭巾從政，而在大學內不得戴頭巾禁令也在2011年告廢止。土耳其國情市景的變化在新世紀以來的這十幾年，變化的確是唯一的常數。
繼我第一次拜訪土耳其的2014年到現在，街上戴頭巾的婦女越來越多，我的本地朋友Billur告訴我，在她童年時代的，那是三十年前，作為一個伊斯坦布爾女孩，她會覺得那些戴頭巾的人好怪！那個時代，公立學校禁止女生戴頭巾，有些虔誠的穆斯林女孩只能在頭巾外再戴上假頭套只為可以跨入校門。
雖然她極其尊重凱末爾，但對於他推土機般地推動世俗化也有看法，“你看， 被壓制了這麼多年，這些虔誠的穆斯林們終於打了一個翻身仗。”關注土耳其動態的外界人士如我和Billur一樣困惑，在這個極度分化的國家，公民民族主義和種族民族主義，世俗派和穆斯林，伊斯蘭教和民主政治，穆斯林不同教派間，勞工階層和精英分子的矛盾到底應該如何調和？
3. 7.20.2016|政變後第五日｜ 塔克希姆廣場. 伊斯坦布爾歐洲區
這是我在政變後第一次來到伊斯坦布爾的游客區。塔克西姆（Taksim）廣場這個曾經游客區的中心，它的白天有些異乎尋常的安靜。一出塔克西姆地鐵口，你聽到的是海風將廣場中央旗杆上的土耳其國旗吹出獵獵之聲。我去年曾經拍過的位於廣場一角的土耳其電影百年紀念的海報一年後依然還在，只是上面已然被“主權屬於國家”的慶祝粉碎政變的海報蓋住了。
一輛停在Ottoman Palace酒店前，載游客前往一個名叫“Vialand ”主題樂園的雙層巴士很久很久也沒出發，因為沒能載滿足夠的人。巴士也不甘心這麼空停著，它成為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的現成廣告位：巴士二樓側面掛著繪有埃爾多安以土耳其國旗為背景的肖像以及“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RTE”字樣的橫幅，這首利物浦足球俱樂部的隊歌現在成為埃爾多安的擁躉對帶領國民平定動亂的領袖的頌歌，RTE是埃爾多安全名的首字母縮寫。廣場上沒有什麼西方或者亞洲游客，我看到三個帶著奇怪棒球帽（帽子上安著動物的耳朵）的中國女孩經過，其中一個用普通話說，“我媽媽讓我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停留”。
廣場北面人多一些，那裡安放了一個巨大的電子屏幕，滾動播放著人民聲援粉碎鎮變的視頻，其中一個配樂雄壯的宣傳廣告片令人印像深刻：各界人民，有的帶著廚師帽，有的帶著鴨舌帽，有的穿著工作服，戴著頭巾和不戴頭巾的少女都在衝破重重險阻，毅然決然地跳入海峽，穿過大橋，飛奔在大街小巷，目的地都是一個綠草成茵的廣場，那是一個經過計算機特效處理過的綠草成蔭的廣場， 大家奮不顧身地攀登一個好像巴別塔一樣的尖塔，最終一個英俊的年輕男子借助人肉搭成的梯子，成功地爬到頂端，順利地扯滿了土耳其國旗，埃爾多安威嚴的站在國旗前的照片出現，全片完。
電子屏幕最上方一邊是Twitter，一邊是Facebook的logo，打著 #Meydannobeti的字樣，大致就是“廣場值班”的意思，這裡成為一個紀念政變犧牲者和表達民主勝利呼聲的電子集會和民主值班的地點，滾動顯示民眾#Meydannobeti的Twitter 。就在三年前的“占領蓋齊運動”，那場反政府民主運動中，曾經被埃爾多安斥責為“對社會最大的威脅”和“凶手手中的刀”的社交媒體顯然在這次反軍事政變運動中，成為了埃爾多安手中的利器。
2016年7月15日政變發生之日，埃爾多安也在Twitter上異常繁忙，正在馬爾馬裡斯某酒店度假的總統剛還不厭其煩地用土耳其語，英語和法語三種語言代表土耳其人民向法國總統（他還熟練地@了奧朗德的Twitter賬號）和法國人民致哀，下一條推特已經邀請人民前往機場，向敢於挑戰民主和國家意志的叛軍示威。巧合的是，那個曾經讓土耳其世俗精英們無比驕傲的“蓋齊運動”發生的地方，就在這個大型電子屏幕後，它暫時被形成L狀的兩大塊電子屏幕遮擋了。
可是，也請你不要被它白天的安靜所迷惑，塔克西姆廣場的夜晚，則呈現出異乎尋常的狂熱。當我和Billur告別後，從Cihangir步行到廣場坐地鐵時，我著實嚇了一跳，起初還以為是伊斯坦布爾加拉塔薩雷足球隊在廣場進行一場友誼賽。白天還很清冷的中央旗杆下，已然成為一個被紅色國旗海洋包圍的納涼集會，也有人揮舞著敘利亞叛軍的旗幟。舞台上輪番歌舞表演，甚至有人抱著一個嬰兒上了台，我估計他在控訴居蘭，因為我聽到“賓夕法尼亞”這個詞，這個美國地理名詞，已經成為一個土耳其政府目前頭號敵人居倫的代名詞。
背景音樂反復播放著的一首名為《Ceddin Deden》的奧斯曼帝國時代的進行曲，這是奧斯曼軍樂隊在征服敵手後奏響的凱旋曲，具有恐嚇敵人和壯闊軍心的作用。大多擁護埃爾多安領導的執政黨AKP的群眾跟著這首進行曲的節奏，如痴如醉地揮舞著國旗。這兩天，土耳其各地多出很多販賣國旗的小販，廣場上自然也有不少國旗售賣點，還有畫有埃爾多安肖像的長條紅旗供選購。有小販帶著紅色土耳其氈帽，那是凱末爾走向共和時，迫不及待要廢除的筒帽，它很多年來只是作為游客紀念品存在，我上次看到這種氈帽是在智利聖地亞哥意大利街的古董店裡。此刻，這個小販在向土耳其人出售這種氈帽。
參與示威的人燃放起了火炬，我穿過煙霧和遍布廣場的警察的警覺眼神所交織成的火線，走進塔克西姆廣場下的地鐵站。手表上的時針指向十點。 自從政變粉碎後，伊斯坦布爾的公交是免費的，以方便和鼓勵民眾上街聲援政府，所以深夜的地鐵依然如大巴剎一般熱鬧。
前往月台的路上，那首令敵人聞風喪膽的音樂再次不由分說地灌入我的耳廓，我以為是某個狂熱示威人士的手機鈴聲，但它似乎並無消停之意，雄壯的鑼鼓喇叭
交錯的聲音一路陪伴我直到M2月台：
“你的祖先們，你的祖父們，你這一代人，你的父親
土耳其戰無不敗
你的軍隊，無數次，揚威寰宇
土耳其，哦，土耳其！
激情地熱愛你的祖國，
讓祖國的敵人聞風喪膽，讓這些被詛咒的人被我們的反抗所折磨。”
我 抬起來頭，看到了月台上方的揚聲器，才意識到，是地鐵站在播放這首遙遠年代的凱歌，它被復興為慶祝粉碎政變的主題曲，我上次聽到它，是去年在多爾瑪巴赫切宮前的奧斯曼軍隊儀仗隊表演，它曾經只是被供游客當作異國古時風情的緬懷。
自從前一日，土耳其總理耶伊爾德勒姆宣布將有一個“重要的信息”要發布以來，公眾都在焦灼地等待。這個“重要的信息”終於在今天深夜送抵土耳其千家萬戶。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內閣在一天的緊張會議後宣布：土耳其進入三個月的緊急狀態，在此期間，總統和內閣在起草新法律時可以繞過議會，也可以限制集會和出版自由。在緊急狀態發布後，標普下調土耳其評級，土耳其裡拉一度下跌到1美元兌換3.09裡拉，達到歷史低點。
手舉國旗或者頭扎寫有“土耳其共和國”或者“民主必勝”字樣紅緞帶的民眾還在絡繹不斷地從地鐵站深處趕來，前去廣場和伙伴們彙合，他們好像在被一種新奧斯曼主義所召喚。土耳其共和國，乃至AKP本身也曾推崇的制衡與自由，此刻，被淹沒在“國家緊急狀態”的洪流之中。
4. 7.22 .2016|政變後一周｜舉世無雙的，. 伊斯坦布爾歐洲區
朋友們都在關切地問我，“伊斯坦布爾還好嗎？”我說還好，風暴中心往往平靜，甚至帶有詭異的快樂氣氛。這不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在那種突然的、恐怖的衝擊下，人們走在大街上會哭泣。你預想中街上行人寥寥，商場門庭冷清的狀況不會出現，母親們照例還是要去市場采購一日三餐，雖然她們尚且在疑慮第二次政變的可能性，因而會在購物籃裡特意多放一些食物；上班族們照例還是要去單位上班，雖然他們已經聽到關於政府肅清居倫殘余的風聲，因而格外謹慎自己的言行；家庭們照例還是會按照計劃中進行暑期度假，雖然持有綠色護照（國家公務員極其直系家屬）的那些公民被告知不能出國，在政府部門工作的人也不准休假，除此之外，這場有些超現實的政變最終還是變成了土耳其人茶余飯後的話題和刷手機的原因，並把其中的政治笑話當病毒傳播，其中最經典的那條莫過於：也許我們國家的確需要三百萬敘利亞難民，因為逮捕的被逮捕，停職的被停職，解雇的被解雇，顯然我們急需人力資源，而且敘利亞難民大概也不會有鄉愁，因為他們發現這裡其實也和家鄉差不多，充滿爆炸、槍火以及動蕩。
我在政變發生後的一周來到了艾米諾努碼頭。因為我曾在兩年前第一次拜訪伊斯坦布爾後，寫過這樣的類似貼士：如果在伊斯坦布爾只能做一件事情的話，那麼它只能是在落日前趕到艾米諾努碼頭,從那裡搭乘土耳其語為Vapur的渡輪，開始一場從金角灣出發，航向小亞細亞的歸程。我遵從自己的貼士，又來到了金角灣的這個入海口。
你依然能看到加拉塔大橋上的漁夫拼命在釣魚，落日拼命想銜到魚竿上的誘餌，大橋下的小販拼命在烤魚烤玉米，岸上的戀人們拼命想在日落前交付掉他們的承諾，海鳥拼命在海水上盤旋地飛， 只是碼頭上賣國旗的小販肩膀上扛的國旗，曾經貼有凱末爾的肖像，現在則是埃爾多安的， 不怒自威的凱末爾和桀驁不馴的埃爾多安，代表著威權的世俗主義和伊斯蘭主義，他們都帶著封面人物特有的強人氣息，果敢，堅毅，帶著父性的威嚴。 2023年將是土耳其共和國的百年生辰，如果上一個百年是凱末爾的話，埃爾多安則毫不掩飾地昭彰自己成為土耳其共和國下一個百年封面人物的野心。
我踏上輪渡，就在手忙腳亂要刷交通卡時，有個老者已經為我輕巧地刷了他自己的卡；讓我想起先前自己忘記了如何在機器上充值交通卡時，有人也是那樣不由分說拿起我的卡和錢幫我儲好值，就在我表示謝意時，他們都用土耳其老派人固有的莊重和禮貌，垂一下眼瞼，謙遜地對你點點頭，表示”應該的，不用謝”。這些，還是我印像中的秩序井然的土耳其。這種溫暖和謙卑是動亂夏日燥熱中，從博斯普魯斯海峽吹來的清爽的風。
我的輪渡正跨越海峽前往小亞細亞，我再次被它由清真寺，皇宮，燈塔，摩天大樓，七座山丘，跨海峽大橋所組成的舉世無雙的天際線所震撼。就在汽笛鳴響時，艾米諾努碼頭的新清真寺也傳來了太陽落山後的昏禮禱告聲，我的耳邊，還有孩子們被海鷗咬走他們手上的芝麻圈後發出的歡叫聲。就在這些或宏大或微小的交響聲中， 我暫時無暇顧及心中對此地未來的擔憂。我閉上了眼睛，以此慶祝伊斯坦布爾的又一天，就這樣，在乘風破浪中慢慢闔上了。
政變後的頭七日，我在土耳其
圖文：毛豆子
蘇聯流亡詩人布羅茨基是個悲傷而理智的作家， 在他的《伊斯坦布爾旅行記》中，他在以詩人的筆觸悲傷地描述“一個游牧部落成員永遠朝著落日的方向騎去”後，用調查記者般的冷靜筆觸寫道：“這裡人們只有一種不值得羨慕的、三流的現在，他們勤奮，但遭到本地歷史的強度的掠劫。這裡再也不會發生什麼事了，也許除了街頭騷亂和地震。”
1. 7.17.2016 | 政變後第二日｜伊斯帕拉， 伊斯坦布爾近郊
我是在七月十七日，也就是政變平定後的第二日抵達伊斯坦布爾的。這倒不是刻意趕到風暴中心，而只是完全湊巧，我和朋友計劃中的東歐摩托之旅在這天結束於伊斯坦布爾。我們只是按照計劃行事，可是你直到，這個時代的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
我們從伊斯帕拉（Ispala）陸路進入土耳其, 這是一個和希腊接壤的土耳其邊境城市，距離伊斯坦布爾230公裡左右。等待入境的車輛排成平常不多見的長龍，因為每輛車都必須仔細檢查行李，邊境工作人員對於急於從希腊趕回風暴中心的土耳其人聳聳肩：“沒有辦法，特殊時期”。有人在邊境涼亭下看一張土耳其報紙， 頭條是投降的政變士兵們被剝光了除內衣外的所有衣服，正在等待處置的照片。
政變平定兩天後的伊斯坦布爾，即使周日，通往城裡中心區域的交通依然有些擁擠而且凌亂，十字路口總有各種車輛用各種姿勢堵在路中間，就好像這個在伊斯蘭教、民族國家和世俗主義三條道路交彙的三岔路口，一盞三種顏色同時亮起的出了亂子的交通燈，讓整個交通停滯了下來。但高速公路上，小販還是在擁堵的車道中間靈活游走，兜售冰水；高速公路邊依然停著一溜大卡車，在賣水果，堵在車河裡的人會跳下車，向車主買一個西瓜；還有人索性把車停在緊急車道開始整理後備箱。 這裡的汽車排出的每一串尾氣，行人呼出的每一口依然立刻被馬爾馬拉海邊的盛夏度假氣氛吞卷了。
當然，我還是從行駛的車輛上看出了動蕩以後的新氣像，不少機動車前後都掛起了國旗，車上的天線都延伸了一個功能：旗杆。有的人在車上找不到地方扎國旗，竟然就一手扶方向盤一手舉著國旗伸在車窗外，好像自由男神；坐在後座的孩子們把頭從車窗裡伸出來，使勁地揮舞著國旗，這成為他們無聊路旅中一掃疲憊的新游戲。有一個騎著摩托車的男人，顯然是送外賣的，他後座的外賣箱上掛著一面國旗，車頭插著國旗，從你身邊擦身而過時，好像一股紅色的浪潮卷來，然而，他竟然還一手捏著手機在講電話。
置身土耳其街頭的第一印像，可能會讓你錯覺這是不是舉國在歡慶一場球賽的勝利，你有點難以想像一場軍隊和公民間的殺戮剛在大約40小時前發生，人們依然在疑惑這是不是只是一場噩夢而已。但是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似乎沒有時間讓大家確信，他已經成功地把驚魂未定的民眾聚攏起來，在全國各地進行種種歡呼粉碎一小撮軍隊妄圖顛覆民主的叛國行為的集會，而這場政變的幕後者，據土耳其官方認定，是流亡美國的土耳其宗教人士費特胡拉·居倫。
從伊斯帕拉前往伊斯坦布爾必會經過E84公路旁的一座監獄，你一般不會錯過，因為從公路上，你就可以看到它森嚴的圍牆和圍牆上倒鉤鐵絲網圈。這座建於2008年的錫利夫裡監獄（Silivri Prison）現在看上去依然是簇新的，它是目前歐洲最大的高戒備監獄，距離伊斯坦布爾以西80公裡左右。這座現代化監獄見證了埃爾多安和居倫為爭奪統治國家的權力而進行的激烈角逐。
就在這所監獄建立的初期，它目睹了埃爾多安和居倫的蜜月期 。 如同有些夫婦並非原生愛意，但在對付共同的外在困境時，他們的情誼得以加固：埃爾多安和居倫就是在與土耳其軍方世俗力量的鬥爭中合二為一，並在消除軍人勢力方面的努力中建立了曾經被人一度認為堅不可摧的親人般的關系。具有土耳其精神領袖之稱的居倫通過在土耳其辦學、講經、興實業，在軍隊，公檢法，教育和金融系統裡培養了大批所謂“居倫分子”，埃爾多安正好利用居倫分子們共同擁有的對伊斯蘭教的忠誠來管理國家，並借其在軍隊中尤其廣泛的影響，對軍隊進行去世俗化的整肅。然而，隨著軍隊世俗力量的削弱，埃爾多安貌似已經不再那麼需要居倫，大約三年多前，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了。
土耳其司法歷史上最具爭議的審判之一的“厄爾根尼康”（Ergenekon）案中， 近300位受到進行旨在顛覆政府的恐怖主義活動指控的前高級軍官、律師、商人、政客和記者曾被關押在這裡，這些人現在大多已經被無罪釋放，因為法官認定將他們送進監獄的證據不少是被居倫在軍隊、情報、警察、司法體系中的追隨者偽造的。頗具嘲諷意味的現實是，如今這座監獄裡關押著的，則是居倫的信眾，埃爾多安在對全國人民的講話中憤怒譴責這個躲在賓夕法尼亞蔥蔥郁郁的波科諾山谷17年的曾經的盟友欲圖顛覆共和國。土耳其正式要求美國引渡居倫，而肅清居倫在軍隊，公檢法，學校以及其他政府部門的活動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 。
而此刻，這些正被塞在E80公路擁擠的交通裡的人們，尚未閑暇考慮到下周即將面臨他們的種種後政變時期的社會動蕩。他們現在只是祈禱可以馬上突破這些阻擋車河行進的，那一顆顆鐵皮做成的機動車卵石，抵達他們位於錫利夫裡監獄以東九公裡之外的消夏度假別墅，吹一吹從馬爾馬拉海來的涼風。畢竟錫利夫裡，這個曾經的色雷斯港口，它以前更以伊斯坦布爾人夏季時分最愛光顧的周末避暑之地而出名。
2. 7.18.2016|政變後第三日｜ 克茲亞塔依.伊斯坦布爾亞洲區
想來旅行者的人生的確有些不可思議，政變後的第三日， 我在社交媒體上正式發布了自己的新書, 在這本名為《嗯，就這樣睡了一下世界》的旅行記裡，我追憶了過去五年，自己睡過的26張床和床背後有意思的人，可是我不得不承認，此刻，這張位於伊斯坦布爾亞洲區一個叫克茲亞塔依（kozyatağı ）的居民區的床，是我睡過的最動蕩的一張床。固然這本書是近年旅行的傾心記錄，可是，我顯然已經無暇顧及，匆匆按照和編輯的約定，按下了公微的“群發”鍵後，便拿起手機上街蹓跶了。
住所所在的Kayışdağı街和Çayır街的路口有國父凱末爾好像好萊塢電影海報一樣的政治招貼畫：他頭戴禮帽，全身十足的西方紳士的打扮，帶著類似亨弗萊·鮑嘉般在諜影戰雲下耐人尋味的眼神。這位當年只是因為喜歡穿軍裝而入了軍校的現代土耳其締造者，通過激烈的革命實現了一個近乎急轉彎的變革：把奧斯曼帝國以伊斯蘭教為統屬的多民族社會，轉變到現代土耳其共和國基於單一民族的世俗社會。招貼畫上寫著凱末爾名言，大意是，“你是我們的光，我們和你走在一起。” 但是，你到底走在一條通向哪裡的道路？貌似就連畫像裡的凱末爾自己，也面露疑惑。
克茲亞塔依的家樂福前，跨街公路橋上，公交車站已經閃電般地張貼好了平息政變後的政治海報，海報的圖樣是土耳其國旗上，白色的“Hakimiyet Milletindir”的字樣，意為“主權屬於國家”。沿街大幅公告牌上，也都貼上了這些政治新廣告，覆蓋了本來的那些“ Istanbul shopping festival ! Pop up shops”的購物節廣告。廣告上那個穿著亮橙色裙裝的女子無比自信地站在清真寺的穹頂上，背景是加拉塔和博斯普魯斯大橋， 她好像一個不懂國難家愁的小明星，依然一臉無辜地邀請大家參加這個購物的盛會：“Best time for shop 'n fun， 1-30 July 2016。”七月本來的確是土耳其零售業瘋狂降價的商戰時刻，顯然此刻，它不得不為一場更迫在眉睫的戰爭讓位。
這是七月一個體表感溫好像秋天一樣的周一，狂風吹皺了一棟辦公樓立面上掛著的國父凱末爾的臉。我的長久仰望引起了保安的警覺，他走出大樓，和我一樣好奇地抬起頭，注視陰霾密布的天空。我走進了路旁一家名叫Ayidilimi的糕餅店，要了一杯土耳其紅茶和一客表面烤得焦黃的雞絲布丁，我在這個糕餅店的角落閱讀來自國內的新聞，“澎湃”新聞推送了帕慕克的小說《雪》的片段，導語說，“看懂了它，你就明白土耳其為什麼會發生軍事政變”。小說發生在1992年土耳其偏遠小鎮卡爾斯，在摘取的片段中，一個名叫“新人生”的糕餅店裡，一名小個頭的宗教狂熱分子朝教育學院院長的胸部和頭部開了槍，因為他不准女學生戴頭巾上學。
繼小說發生的時間後的11年，2013年10月，四位戴著頭巾的女議員公開進入議會，這是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土耳其穆斯林婦女不得戴頭巾的規定廢止生效後，民眾第一次看到他們的女政客帶著頭巾從政，而在大學內不得戴頭巾禁令也在2011年告廢止。土耳其國情市景的變化在新世紀以來的這十幾年，變化的確是唯一的常數。
繼我第一次拜訪土耳其的2014年到現在，街上戴頭巾的婦女越來越多，我的本地朋友Billur告訴我，在她童年時代的，那是三十年前，作為一個伊斯坦布爾女孩，她會覺得那些戴頭巾的人好怪！那個時代，公立學校禁止女生戴頭巾，有些虔誠的穆斯林女孩只能在頭巾外再戴上假頭套只為可以跨入校門。
雖然她極其尊重凱末爾，但對於他推土機般地推動世俗化也有看法，“你看， 被壓制了這麼多年，這些虔誠的穆斯林們終於打了一個翻身仗。”關注土耳其動態的外界人士如我和Billur一樣困惑，在這個極度分化的國家，公民民族主義和種族民族主義，世俗派和穆斯林，伊斯蘭教和民主政治，穆斯林不同教派間，勞工階層和精英分子的矛盾到底應該如何調和？
3. 7.20.2016|政變後第五日｜ 塔克希姆廣場. 伊斯坦布爾歐洲區
這是我在政變後第一次來到伊斯坦布爾的游客區。塔克西姆（Taksim）廣場這個曾經游客區的中心，它的白天有些異乎尋常的安靜。一出塔克西姆地鐵口，你聽到的是海風將廣場中央旗杆上的土耳其國旗吹出獵獵之聲。我去年曾經拍過的位於廣場一角的土耳其電影百年紀念的海報一年後依然還在，只是上面已然被“主權屬於國家”的慶祝粉碎政變的海報蓋住了。
一輛停在Ottoman Palace酒店前，載游客前往一個名叫“Vialand ”主題樂園的雙層巴士很久很久也沒出發，因為沒能載滿足夠的人。巴士也不甘心這麼空停著，它成為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的現成廣告位：巴士二樓側面掛著繪有埃爾多安以土耳其國旗為背景的肖像以及“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RTE”字樣的橫幅，這首利物浦足球俱樂部的隊歌現在成為埃爾多安的擁躉對帶領國民平定動亂的領袖的頌歌，RTE是埃爾多安全名的首字母縮寫。廣場上沒有什麼西方或者亞洲游客，我看到三個帶著奇怪棒球帽（帽子上安著動物的耳朵）的中國女孩經過，其中一個用普通話說，“我媽媽讓我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停留”。
廣場北面人多一些，那裡安放了一個巨大的電子屏幕，滾動播放著人民聲援粉碎鎮變的視頻，其中一個配樂雄壯的宣傳廣告片令人印像深刻：各界人民，有的帶著廚師帽，有的帶著鴨舌帽，有的穿著工作服，戴著頭巾和不戴頭巾的少女都在衝破重重險阻，毅然決然地跳入海峽，穿過大橋，飛奔在大街小巷，目的地都是一個綠草成茵的廣場，那是一個經過計算機特效處理過的綠草成蔭的廣場， 大家奮不顧身地攀登一個好像巴別塔一樣的尖塔，最終一個英俊的年輕男子借助人肉搭成的梯子，成功地爬到頂端，順利地扯滿了土耳其國旗，埃爾多安威嚴的站在國旗前的照片出現，全片完。
電子屏幕最上方一邊是Twitter，一邊是Facebook的logo，打著 #Meydannobeti的字樣，大致就是“廣場值班”的意思，這裡成為一個紀念政變犧牲者和表達民主勝利呼聲的電子集會和民主值班的地點，滾動顯示民眾#Meydannobeti的Twitter 。就在三年前的“占領蓋齊運動”，那場反政府民主運動中，曾經被埃爾多安斥責為“對社會最大的威脅”和“凶手手中的刀”的社交媒體顯然在這次反軍事政變運動中，成為了埃爾多安手中的利器。
2016年7月15日政變發生之日，埃爾多安也在Twitter上異常繁忙，正在馬爾馬裡斯某酒店度假的總統剛還不厭其煩地用土耳其語，英語和法語三種語言代表土耳其人民向法國總統（他還熟練地@了奧朗德的Twitter賬號）和法國人民致哀，下一條推特已經邀請人民前往機場，向敢於挑戰民主和國家意志的叛軍示威。巧合的是，那個曾經讓土耳其世俗精英們無比驕傲的“蓋齊運動”發生的地方，就在這個大型電子屏幕後，它暫時被形成L狀的兩大塊電子屏幕遮擋了。
可是，也請你不要被它白天的安靜所迷惑，塔克西姆廣場的夜晚，則呈現出異乎尋常的狂熱。當我和Billur告別後，從Cihangir步行到廣場坐地鐵時，我著實嚇了一跳，起初還以為是伊斯坦布爾加拉塔薩雷足球隊在廣場進行一場友誼賽。白天還很清冷的中央旗杆下，已然成為一個被紅色國旗海洋包圍的納涼集會，也有人揮舞著敘利亞叛軍的旗幟。舞台上輪番歌舞表演，甚至有人抱著一個嬰兒上了台，我估計他在控訴居蘭，因為我聽到“賓夕法尼亞”這個詞，這個美國地理名詞，已經成為一個土耳其政府目前頭號敵人居倫的代名詞。
背景音樂反復播放著的一首名為《Ceddin Deden》的奧斯曼帝國時代的進行曲，這是奧斯曼軍樂隊在征服敵手後奏響的凱旋曲，具有恐嚇敵人和壯闊軍心的作用。大多擁護埃爾多安領導的執政黨AKP的群眾跟著這首進行曲的節奏，如痴如醉地揮舞著國旗。這兩天，土耳其各地多出很多販賣國旗的小販，廣場上自然也有不少國旗售賣點，還有畫有埃爾多安肖像的長條紅旗供選購。有小販帶著紅色土耳其氈帽，那是凱末爾走向共和時，迫不及待要廢除的筒帽，它很多年來只是作為游客紀念品存在，我上次看到這種氈帽是在智利聖地亞哥意大利街的古董店裡。此刻，這個小販在向土耳其人出售這種氈帽。
參與示威的人燃放起了火炬，我穿過煙霧和遍布廣場的警察的警覺眼神所交織成的火線，走進塔克西姆廣場下的地鐵站。手表上的時針指向十點。 自從政變粉碎後，伊斯坦布爾的公交是免費的，以方便和鼓勵民眾上街聲援政府，所以深夜的地鐵依然如大巴剎一般熱鬧。
前往月台的路上，那首令敵人聞風喪膽的音樂再次不由分說地灌入我的耳廓，我以為是某個狂熱示威人士的手機鈴聲，但它似乎並無消停之意，雄壯的鑼鼓喇叭
交錯的聲音一路陪伴我直到M2月台：
“你的祖先們，你的祖父們，你這一代人，你的父親
土耳其戰無不敗
你的軍隊，無數次，揚威寰宇
土耳其，哦，土耳其！
激情地熱愛你的祖國，
讓祖國的敵人聞風喪膽，讓這些被詛咒的人被我們的反抗所折磨。”
我 抬起來頭，看到了月台上方的揚聲器，才意識到，是地鐵站在播放這首遙遠年代的凱歌，它被復興為慶祝粉碎政變的主題曲，我上次聽到它，是去年在多爾瑪巴赫切宮前的奧斯曼軍隊儀仗隊表演，它曾經只是被供游客當作異國古時風情的緬懷。
自從前一日，土耳其總理耶伊爾德勒姆宣布將有一個“重要的信息”要發布以來，公眾都在焦灼地等待。這個“重要的信息”終於在今天深夜送抵土耳其千家萬戶。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內閣在一天的緊張會議後宣布：土耳其進入三個月的緊急狀態，在此期間，總統和內閣在起草新法律時可以繞過議會，也可以限制集會和出版自由。在緊急狀態發布後，標普下調土耳其評級，土耳其裡拉一度下跌到1美元兌換3.09裡拉，達到歷史低點。
手舉國旗或者頭扎寫有“土耳其共和國”或者“民主必勝”字樣紅緞帶的民眾還在絡繹不斷地從地鐵站深處趕來，前去廣場和伙伴們彙合，他們好像在被一種新奧斯曼主義所召喚。土耳其共和國，乃至AKP本身也曾推崇的制衡與自由，此刻，被淹沒在“國家緊急狀態”的洪流之中。
4. 7.22 .2016|政變後一周｜舉世無雙的，. 伊斯坦布爾歐洲區
朋友們都在關切地問我，“伊斯坦布爾還好嗎？”我說還好，風暴中心往往平靜，甚至帶有詭異的快樂氣氛。這不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在那種突然的、恐怖的衝擊下，人們走在大街上會哭泣。你預想中街上行人寥寥，商場門庭冷清的狀況不會出現，母親們照例還是要去市場采購一日三餐，雖然她們尚且在疑慮第二次政變的可能性，因而會在購物籃裡特意多放一些食物；上班族們照例還是要去單位上班，雖然他們已經聽到關於政府肅清居倫殘余的風聲，因而格外謹慎自己的言行；家庭們照例還是會按照計劃中進行暑期度假，雖然持有綠色護照（國家公務員極其直系家屬）的那些公民被告知不能出國，在政府部門工作的人也不准休假，除此之外，這場有些超現實的政變最終還是變成了土耳其人茶余飯後的話題和刷手機的原因，並把其中的政治笑話當病毒傳播，其中最經典的那條莫過於：也許我們國家的確需要三百萬敘利亞難民，因為逮捕的被逮捕，停職的被停職，解雇的被解雇，顯然我們急需人力資源，而且敘利亞難民大概也不會有鄉愁，因為他們發現這裡其實也和家鄉差不多，充滿爆炸、槍火以及動蕩。
我在政變發生後的一周來到了艾米諾努碼頭。因為我曾在兩年前第一次拜訪伊斯坦布爾後，寫過這樣的類似貼士：如果在伊斯坦布爾只能做一件事情的話，那麼它只能是在落日前趕到艾米諾努碼頭,從那裡搭乘土耳其語為Vapur的渡輪，開始一場從金角灣出發，航向小亞細亞的歸程。我遵從自己的貼士，又來到了金角灣的這個入海口。
你依然能看到加拉塔大橋上的漁夫拼命在釣魚，落日拼命想銜到魚竿上的誘餌，大橋下的小販拼命在烤魚烤玉米，岸上的戀人們拼命想在日落前交付掉他們的承諾，海鳥拼命在海水上盤旋地飛， 只是碼頭上賣國旗的小販肩膀上扛的國旗，曾經貼有凱末爾的肖像，現在則是埃爾多安的， 不怒自威的凱末爾和桀驁不馴的埃爾多安，代表著威權的世俗主義和伊斯蘭主義，他們都帶著封面人物特有的強人氣息，果敢，堅毅，帶著父性的威嚴。 2023年將是土耳其共和國的百年生辰，如果上一個百年是凱末爾的話，埃爾多安則毫不掩飾地昭彰自己成為土耳其共和國下一個百年封面人物的野心。
我踏上輪渡，就在手忙腳亂要刷交通卡時，有個老者已經為我輕巧地刷了他自己的卡；讓我想起先前自己忘記了如何在機器上充值交通卡時，有人也是那樣不由分說拿起我的卡和錢幫我儲好值，就在我表示謝意時，他們都用土耳其老派人固有的莊重和禮貌，垂一下眼瞼，謙遜地對你點點頭，表示”應該的，不用謝”。這些，還是我印像中的秩序井然的土耳其。這種溫暖和謙卑是動亂夏日燥熱中，從博斯普魯斯海峽吹來的清爽的風。
我的輪渡正跨越海峽前往小亞細亞，我再次被它由清真寺，皇宮，燈塔，摩天大樓，七座山丘，跨海峽大橋所組成的舉世無雙的天際線所震撼。就在汽笛鳴響時，艾米諾努碼頭的新清真寺也傳來了太陽落山後的昏禮禱告聲，我的耳邊，還有孩子們被海鷗咬走他們手上的芝麻圈後發出的歡叫聲。就在這些或宏大或微小的交響聲中， 我暫時無暇顧及心中對此地未來的擔憂。我閉上了眼睛，以此慶祝伊斯坦布爾的又一天，就這樣，在乘風破浪中慢慢闔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