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圖：毛豆子
1
2018年初秋那場加州淘金之旅的倒數第二天，我們在內華達山脈腳下一個叫“Chinese Camp”的小鎮。那天的黃昏令人難忘，本是開錯了路，結果卻誤入了“桃花源”：四面八方競相湧來了長日最後的光線，照亮了遠方好像一聲聲嘆息般疊加起來的山影。它們讓我想起蒙大拿的牧場，那種《斷背山》才會發生的地方，麥黃色草原的盡頭是紅色的穀倉和小小的風車。視線和盡頭之間，還有幾匹奔跑起來的，好像在漂浮的馬。風一吹，荒草後的牧牛露了出來，我們驚叫起來。
陳丹燕老師哼唱起一首名叫“Fields of Gold”的歌，Sting最廣為傳唱的一支曲子，她說此情此景讓她想起了這首歌：“你會在西風吹過麥田的時候想起我，你會在我們漫步在金色的田野時忘記充滿嫉意天空中的太陽......”然後她在道路中間的黃色分隔線上蹦跳起來，我給她拍照，奇妙而恍惚的感覺，心想，這真的就是我在路上喜歡做的事情啊！
我有一個叫含章的朋友說過一句話讓我印象良深：“人，總是需要一個故鄉和一個遠方來依靠。”而眼前，這個正在分隔線上蹦跳的人，正是把我從故鄉引領出來的那個老師，而我此刻正和她一起在探索在遠方，我們是旅伴。嗯，有些不可思議。
2
說起故鄉，我不得不提一本名叫《精神故鄉》的書，由陳丹燕和她的先生陳保平合著。那還是上個世紀末期，我在新加坡國立圖書館借到這本書，其時正值農曆新年，我住在地鐵皇后鎮站旁的一個居民社區。在熱帶島國讀那些標題為《列車駛過貝加爾湖》、《雪中的十字架》 的訪俄散記，就好像有來自歐亞大陸的朔風吹過我的臉頰， 我至今記得陳保平在書裡寫到過的一句話：“我們留給母校的是那座林蔭道上的鐘，上面寫著'77，78屆畢業生贈。回想起來，那真是一段有精神生活的好日子。時間過得真快。”
那一句“時間過得真快”，當時讓我的眼淚一下子掉了下來，就在這樣一個穿人字拖的熱帶冬天，我感到了陳丹燕和陳保平在俄國冬天的雪中所感到的“親切的憂傷”。當時這對夫婦對我來說，也是很遠又很近的兩個人：一個代表著《兒童時代》，一個代表著《青年報》，他們曾分別盡責地擔當著我從兒童到青少年時的社交閱讀，他們也好像是母校小紅樓前的鐘。
就是這本書以及另外一本當時同時藉閱的陳丹燕的《清瘦的日子》，激發了我也要做一個旅行作家的想法，當時國內甚至沒有“Travel Writer"這個標籤，它只是一個剛離開家初涉寫作的青年人朦朧卻又清晰的夢想，但我就是在那年開始關注在路上邂逅到的陌生人，並把他們的故事一五一十地記錄下來。
3
這場尋找華人在加州淘金史的足跡至旅起初是陳丹燕想進行的，她堅持這對我會有幫助，作為在加州生活的華人，這段早期華人拓荒歷史就好像是在美華人的根。我半信半疑地出發，開始了這場最終從名義到實質上都實現了“淘金”意義的旅行。我們的這場旅行，就好像是和陳丹燕作為老師，在她組織的“田野旅行”中，和學生一起實踐她倡導的旅行方式，去尋找和你擦肩而過的陌生人可能帶給你的金子。
我們的淘金之旅將我們帶到一個名為科洛馬（Coloma）的內華達山脈下的北加州小鎮。它的老鐵橋下是一條被命名為“美國”的河流，也許它在被命名的時候，就被賦予了某種宏大的使命，在若干年後，可以徹底地弘揚一種名為“美國夢”的精神。正是在這條河邊的一個名叫“Sutter's Mill”的鋸木廠，時光迴轉到170年前的1848年，一個名為James Marshall的人，本來只是去鋸木廠做工人的，他的偶然發現卻改變了加州乃至整個國家的命運，一夜間，美國人發現整個國家原來睡在一張金床上！
1848年1月24日是這個鋸木廠乏味一天的開始，可是這位工頭卻在這一天發現了不同尋常的跡象，他在鋸木廠的水車軌下發現了亮晶晶的金屬！他把這閃閃發光的金屬帶去給鋸木廠主人John Sutter測試。經檢測，當他們發現這真的是黃金時，鋸木廠主人Sutter先生的第一反應卻是：糟糕！如果大家都來這里淘金，我的鋸木廠開不了了，我的農業王國也要毀了！
Sutter先生的直覺沒有錯，儘管他想隱藏這個事實，但美國河邊發現金子的傳言迅速從薩克拉門托傳到了舊金山，從舊金山傳到了華盛頓，從華盛頓傳向了全世界，30萬後來被稱之為“49ers”的淘金人從1849年開始，打世界各地湧向加州，他們中最主要的人流來自1848年歐洲革命後的法國人，土豆飢荒中的愛爾蘭人，還有就是太平天國前夜的中國人。
舊金山就這樣從一個人口僅為1，000人的漁村，成為1850年時擁有25，000人的淘金中轉口岸。從中國來的淘金者揚帆遠航，在太平洋的大風大浪中顛簸一個月到一個半月左右抵達他們心目中的“金山”。有意思的是：當時橫跨美國的鐵路還沒有出現，從美國東部而來的淘金者往往需要走繞過南美州的迢迢海路，耗時5到8個月的時間才能抵達內華達山脈腳下，反而是遠在隔海相望的另一大陸的那群來自廣東的中國勞工捷足先登，1852年，這支本來只不過寥寥幾百的從番仔館裡獲得信息的廣東勞工，迅速壯大成為兩萬人的大軍，占到了淘金軍團最大的比例。
這些中國人奇怪的裝束，不合群的舉止迅速獲得其他白人淘金者的注意，並深深遭到嫌棄。因為華工勤勞肯幹，省吃儉用，很少酗酒，他們也具有罕有的耐心，帶著掘地三尺的勇氣，往往在其他淘金人已經放棄的地域依然掘到金子，再加上中國人喝水往往煮熟，飲食也注意新鮮和衛生，較少染上疾病，中國人很快在淘金群體中斬獲頗豐收。這就不免遭到外國同行的排擠，也為日後美國通過《排華法案》埋下禍根。
中國華工在極其艱難的情形下在美國紮下了根，他們和後來參建美國鐵路的華工一樣，都以其刻苦耐勞和忍辱負重，成為璀璨“美國夢”皇冠中的那顆暗沉的寶石。然而，不論是美國人還是萬里之外的故國，似乎對他們的存在並不在意，如果不是一些有心的中美歷史學者或者旅行記錄者，也許這些淘金路上的中國人在歷史的存在，就好像他們留在淘金營地不遠處的廟宇一樣，在他們撤離後被悄悄地拆除，痕跡蕩然無存。但最終，總有這樣一些跋涉在歷史長河岸邊的“淘金者”，就好像我們會在這次淘金路上遇到的那些，讓這些渺小的個體所塑造的獨特的文化光芒，發出灼灼的光亮。
4
當我們走進曾經的淘金重鎮內華達城，一家名叫“Toad Hall Book Store”的二手書店門時，我們並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當時是下午兩點左右，陳丹燕向店主詢問一張唱片，然後老太太扯起嗓子向一直在後面埋頭理書的丈夫求教：“Gary，你覺得 Eddy Arnald 的音樂算是很吵鬧的那種嗎？”因為扯著喉嚨，她眼鏡架上的配飾青蛙也抖動起來。然後Gary出現了，他是一個帶著“中途島航空母艦”紀念帽，留著絡腮大鬍子，乍一看是那種一旦你侵犯了他的領地，他就要開槍警告的那種強悍捍衛者。
這是我們發生接觸的第一幕，我們不會想到，接下去的五個小時，正是這位名叫Gary的二手書店店主，帶著我們走訪了從內華達城的商會到歷史博物館，為我們找到了點滴華人遺跡，最後，意猶未盡的他索性關上了店門，和太太一起帶著我們去內華達城郊外的華人墓地探訪，只怕我們人生地不熟找不到去路。
事後回憶，我們和Gary的破冰一刻發生在我的一個驚喜發現。當時我在書店牆上看到了一張台灣的《自由時報》，上面登載了鍾芳玲這個以“書話三部曲”被廣大愛書人記得的台灣女作家的一篇關於《斷背山》編劇的報導。這位編劇和書店老闆Gary是老朋友，鐘因此和Gary有了交往，在她尋覓書天堂的旅行時，她來到了這個加州高海拔的淘金小鎮，和這對老夫婦成為莫逆之交。老夫婦得知我們都是鍾芳玲的讀者，陳丹燕也和鍾有過交往，大家旋即有了惺惺相惜的感情，他們也被我們千里迢迢尋訪故人足蹟的心思所打動。
Gary建議我們前去一個位於本鎮救火站裡的小小中國人博物館，並帶領我們到商會領取了關於本地華工歷史的資料。我看到一本名為《中國墓地的剪短歷史和淘金時代的中國殯葬習俗》的頗為專業的歷史著述，作者是一個名叫 Wally Hagaman 的美國人。Gary說這是他的朋友，一位本地歷史協會的美國人，他對19世紀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非常有興趣，一直在做這方面的研究。
5
也是人算不如天算，當我們來到這個隱藏在救火會深處的博物館 （Firehouse No. 1 Museum)時，76歲的Wally竟然也在！Gary 也已 經很久沒有見到他，看到Wally腿腳不靈便的樣子，暗暗吃驚。老年人一日不見如見三秋，穿著“內華達縣歷史學會”T恤衫的Wally剛從一場中風中復原，但這並不影響他的記憶和對中國人巨大的好奇和熱情。他堅信自己前世是中國人。他曾經跟本地的中國老師學有關中國的各方面知識。老師告訴他，“你前世是中國人，但是你今生被懲罰了，成為了一個白人。”他吐了吐 舌頭。看來中風也沒有麻木他幽默的神經。
這個被“懲罰”了的白人這輩子醉心的事情就是收集整理內華達縣19世紀早期拓荒者華人的資料。關於這些早期定居者的生平我們知之甚少：他們為了怎樣的原因來到美國？他們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度過？他們建立了什麼樣的社群？他們為何最終又要離開？
在Wally大病初癒的身後，有一個用工整的毛筆字寫著中文“拓荒者”的板報給出了部分答案：他將自己能追索到的內華達縣最早的華人生平一一記錄， 他們的生卒年月，祖籍職業，生平軼事，家庭成員合影等等，宛若整理自家族譜。他描述起這些先人，如同在轉述親人的故事：這個是醫生，這個是他從中國老家娶來的新娘，那個是不理歹徒要挾的醫生太太，他們以家庭為單位出現：莫家，歐陽家，阿金家......
Wally說沒有人勞煩去記住這些中國人的名字，而他在做研究時，如果能找到他們的原名，他都會把他們的中國名字寫上，他們不再只是China Man 1 ，China Man 2，China Man Chen，他們有自己的名字。有一個叫亞壘的看廟人，被Wally標註上了Ah Louie的名字。照片上的這個亞壘老伯帶著草帽，穿著洋服，西裝背心上光榮地別著本地救火會頒予他的獎章和救火員徽章，那 是在1928年時獲得的獎章，他非常珍惜這份榮譽。隨著當時普遍存在的排華氣氛，越來越多的華人離開美國，內華達城唐人街在1938年被拆毀，亞壘是最後一個留守的中國人，他一直守護著觀音廟，直到最後一刻。
1950年代，這座1870年在中國落成，5年後又遠渡重洋來到格拉斯山谷 （Grass Valley）的觀音廟被拆毀時，Wally把廟裡的神龕，神像，橫匾，對聯等都保存了下來，他悉心地拍了照片。現在，這座神龕在救火會深處被完整 地複原，那些照片幫助他恢復神龕的原型。這個在蒙大拿長大的鄉村少年， 第一次接觸和遙遠中國有關的東西，是來自於曾在中國傳教的阿姨。阿姨回 到家鄉，對他用中文說“上帝愛你”，這是Wally對中文的第一次接觸，連上帝和阿姨都無法預知，正是這句話，成就了現在這個供著觀音的神龕在北加州淘金小鎮的存在。
當被問及為何會花時間為早已全面撤離內華達城的中國人做這樣冷門的事情，Wally的回答很簡單：“因為這些人”，他虛指了一下身後，想像著一個半世紀前，那些在內華達城生活的帶著瓜皮帽，穿著長衫的中國男人和裹著小腳，頭皮溜光梳著髮髻的中國女人，“他們都已經再也無法開口，如果我們不 再為他們做些什麼，他們的聲音將永遠消失在這個地球。”
這是我在旅途中經常會碰到的奇遇，陌生人不辭辛勞地為你開啟的一扇令人豁然開朗的門。和陳丹燕一起旅行，我們再次驗證了這個路遇貴人的法則： 陌生人從和你的相處中感受到了你真切的關懷和由衷的興趣，並且被你有立 意的目的所感染，於是自然地會對有心人作出呼應和迴響，這其實也是一種你來我往的福報。
6
如果說這個旅途讓我不斷找到我和陳丹燕作為旅伴的契合之處，驚喜於“哦！原來你也是這樣”，但也有那樣的時刻，我知道陳丹燕還是我的老師，她教我怎樣做一個富有同情心，具有代入感的旅行記錄者，在好奇探索的同時，帶著共情心去書寫被記錄者的故事，那是一種沉浸式的寫作和旅行體驗。
旅行的尾聲，我們在哥倫比亞歷史公園（Columbia State Historicn Park)的烈日下登高步行，花了不少時間去尋找一個不為人所知的華工墓。當我們終於在小學校後的墓園找到了那塊鐫刻著“向華人先驅者致敬”字樣的簡樸墓碑，陳丹燕沒有急著拍照記錄。她只是找來了樹葉和樹枝，用樹葉輕輕擦拭堆積在字跡凹鑿裡的灰塵，再用樹枝掃淨墳前落葉，最後她把一根美麗的樹枝敬獻墳前，鞠躬如儀，就好像我們在內華達城的那個華人墓前，她找到了三顆端莊的松球告慰先人一樣。
陳丹燕在追尋一段塵封歷史的同時，不忘告慰飄零的靈魂，甚至後者更是她清單的優先；她並不只是單單來寫一個故事，所以她的故事總是在很久以後的閱讀中，你依然可以感受到她留在故事裡的歡愉和嘆息，掩卷合眼，你看到她依然在自己的故事裡漫遊。
我們事後回憶起這場最終得以發生的旅行，都難以忘懷在索諾拉（Sonora)蘋果谷的那晚。即使旅行已經是我們的職業，但我們依然會在長日將盡或者旅途即終的時候，頗有些感傷。
那個坐落在森林裡的小木屋前，有被白天的日光曬得暖洋洋的石板台階，有飽蘸了夜色的無名樹冠，陳丹燕先是坐在台階上，然後就索性仰面平躺在了台階上，再也不願起來。我本來心裡急著要記日間的筆記，可是陳丹燕說，“如果會忘記的，就不是重要的。”
我想想也對，就從房間裡找到了靠枕，我們於是躺倒在了地上，一邊等待發光的夜晚之水在天上瀰漫開來，一邊在堅硬的地上聽陳丹燕講她在北緯78度那段日子的生活。這是淘金路上最鬆弛的時刻，看著天上的星星，我們在盤點著各自在此次行程以及過往路上，淘到的種種金光片羽。我心中暗生感激，在淘金路上，我也淘到了作為一個記錄世界的旅行者所需要的那些珍寶，陳丹燕作為我曾經的領路人到現在的同行者，她讓我記錄世界的方式多了一點仁慈，少了一點慌張。
時隔四個月後，我在歲末回到了上海，正逢陳丹燕在上海一個名叫“光的空間”的新華書店舉辦“陳丹燕在路上”的特別展。陳丹燕用她看過的書，走過的路和寫過的字來回顧自己作為一個總是在路上的上海女作家的精神成長史。展覽的海報，正是我們在“Chinese Camp”的馬路當中拍的。當時陳老師蹲在馬路當中，在用心拍攝那條恣意伸展的黃色分割線，她的先生陳保平在馬路邊上絕望地叫喊：“陳丹燕，車子來了！你們當～～心～～點啊!!”
在那個寒流暫被遏制的溫暖冬日下午，陳丹燕笑指著海報上的那輛隱約可見的小車，“你看你看，那輛車其實還在那麼遠的地方吶！”我們相視一笑。這是兩個瘋狂的勇往直前，但總也被人照顧著的淘金者會心的相視一笑。
遙遠的加州山谷，故人的金邊在閃光
文/ 圖：毛豆子
1
2018年初秋那場加州淘金之旅的倒數第二天，我們在內華達山脈腳下一個叫“Chinese Camp”的小鎮。那天的黃昏令人難忘，本是開錯了路，結果卻誤入了“桃花源”：四面八方競相湧來了長日最後的光線，照亮了遠方好像一聲聲嘆息般疊加起來的山影。它們讓我想起蒙大拿的牧場，那種《斷背山》才會發生的地方，麥黃色草原的盡頭是紅色的穀倉和小小的風車。視線和盡頭之間，還有幾匹奔跑起來的，好像在漂浮的馬。風一吹，荒草後的牧牛露了出來，我們驚叫起來。
陳丹燕老師哼唱起一首名叫“Fields of Gold”的歌，Sting最廣為傳唱的一支曲子，她說此情此景讓她想起了這首歌：“你會在西風吹過麥田的時候想起我，你會在我們漫步在金色的田野時忘記充滿嫉意天空中的太陽......”然後她在道路中間的黃色分隔線上蹦跳起來，我給她拍照，奇妙而恍惚的感覺，心想，這真的就是我在路上喜歡做的事情啊！
我有一個叫含章的朋友說過一句話讓我印象良深：“人，總是需要一個故鄉和一個遠方來依靠。”而眼前，這個正在分隔線上蹦跳的人，正是把我從故鄉引領出來的那個老師，而我此刻正和她一起在探索在遠方，我們是旅伴。嗯，有些不可思議。
2
說起故鄉，我不得不提一本名叫《精神故鄉》的書，由陳丹燕和她的先生陳保平合著。那還是上個世紀末期，我在新加坡國立圖書館借到這本書，其時正值農曆新年，我住在地鐵皇后鎮站旁的一個居民社區。在熱帶島國讀那些標題為《列車駛過貝加爾湖》、《雪中的十字架》 的訪俄散記，就好像有來自歐亞大陸的朔風吹過我的臉頰， 我至今記得陳保平在書裡寫到過的一句話：“我們留給母校的是那座林蔭道上的鐘，上面寫著'77，78屆畢業生贈。回想起來，那真是一段有精神生活的好日子。時間過得真快。”
那一句“時間過得真快”，當時讓我的眼淚一下子掉了下來，就在這樣一個穿人字拖的熱帶冬天，我感到了陳丹燕和陳保平在俄國冬天的雪中所感到的“親切的憂傷”。當時這對夫婦對我來說，也是很遠又很近的兩個人：一個代表著《兒童時代》，一個代表著《青年報》，他們曾分別盡責地擔當著我從兒童到青少年時的社交閱讀，他們也好像是母校小紅樓前的鐘。
就是這本書以及另外一本當時同時藉閱的陳丹燕的《清瘦的日子》，激發了我也要做一個旅行作家的想法，當時國內甚至沒有“Travel Writer"這個標籤，它只是一個剛離開家初涉寫作的青年人朦朧卻又清晰的夢想，但我就是在那年開始關注在路上邂逅到的陌生人，並把他們的故事一五一十地記錄下來。
3
這場尋找華人在加州淘金史的足跡至旅起初是陳丹燕想進行的，她堅持這對我會有幫助，作為在加州生活的華人，這段早期華人拓荒歷史就好像是在美華人的根。我半信半疑地出發，開始了這場最終從名義到實質上都實現了“淘金”意義的旅行。我們的這場旅行，就好像是和陳丹燕作為老師，在她組織的“田野旅行”中，和學生一起實踐她倡導的旅行方式，去尋找和你擦肩而過的陌生人可能帶給你的金子。
我們的淘金之旅將我們帶到一個名為科洛馬（Coloma）的內華達山脈下的北加州小鎮。它的老鐵橋下是一條被命名為“美國”的河流，也許它在被命名的時候，就被賦予了某種宏大的使命，在若干年後，可以徹底地弘揚一種名為“美國夢”的精神。正是在這條河邊的一個名叫“Sutter's Mill”的鋸木廠，時光迴轉到170年前的1848年，一個名為James Marshall的人，本來只是去鋸木廠做工人的，他的偶然發現卻改變了加州乃至整個國家的命運，一夜間，美國人發現整個國家原來睡在一張金床上！
1848年1月24日是這個鋸木廠乏味一天的開始，可是這位工頭卻在這一天發現了不同尋常的跡象，他在鋸木廠的水車軌下發現了亮晶晶的金屬！他把這閃閃發光的金屬帶去給鋸木廠主人John Sutter測試。經檢測，當他們發現這真的是黃金時，鋸木廠主人Sutter先生的第一反應卻是：糟糕！如果大家都來這里淘金，我的鋸木廠開不了了，我的農業王國也要毀了！
Sutter先生的直覺沒有錯，儘管他想隱藏這個事實，但美國河邊發現金子的傳言迅速從薩克拉門托傳到了舊金山，從舊金山傳到了華盛頓，從華盛頓傳向了全世界，30萬後來被稱之為“49ers”的淘金人從1849年開始，打世界各地湧向加州，他們中最主要的人流來自1848年歐洲革命後的法國人，土豆飢荒中的愛爾蘭人，還有就是太平天國前夜的中國人。
舊金山就這樣從一個人口僅為1，000人的漁村，成為1850年時擁有25，000人的淘金中轉口岸。從中國來的淘金者揚帆遠航，在太平洋的大風大浪中顛簸一個月到一個半月左右抵達他們心目中的“金山”。有意思的是：當時橫跨美國的鐵路還沒有出現，從美國東部而來的淘金者往往需要走繞過南美州的迢迢海路，耗時5到8個月的時間才能抵達內華達山脈腳下，反而是遠在隔海相望的另一大陸的那群來自廣東的中國勞工捷足先登，1852年，這支本來只不過寥寥幾百的從番仔館裡獲得信息的廣東勞工，迅速壯大成為兩萬人的大軍，占到了淘金軍團最大的比例。
這些中國人奇怪的裝束，不合群的舉止迅速獲得其他白人淘金者的注意，並深深遭到嫌棄。因為華工勤勞肯幹，省吃儉用，很少酗酒，他們也具有罕有的耐心，帶著掘地三尺的勇氣，往往在其他淘金人已經放棄的地域依然掘到金子，再加上中國人喝水往往煮熟，飲食也注意新鮮和衛生，較少染上疾病，中國人很快在淘金群體中斬獲頗豐收。這就不免遭到外國同行的排擠，也為日後美國通過《排華法案》埋下禍根。
中國華工在極其艱難的情形下在美國紮下了根，他們和後來參建美國鐵路的華工一樣，都以其刻苦耐勞和忍辱負重，成為璀璨“美國夢”皇冠中的那顆暗沉的寶石。然而，不論是美國人還是萬里之外的故國，似乎對他們的存在並不在意，如果不是一些有心的中美歷史學者或者旅行記錄者，也許這些淘金路上的中國人在歷史的存在，就好像他們留在淘金營地不遠處的廟宇一樣，在他們撤離後被悄悄地拆除，痕跡蕩然無存。但最終，總有這樣一些跋涉在歷史長河岸邊的“淘金者”，就好像我們會在這次淘金路上遇到的那些，讓這些渺小的個體所塑造的獨特的文化光芒，發出灼灼的光亮。
4
當我們走進曾經的淘金重鎮內華達城，一家名叫“Toad Hall Book Store”的二手書店門時，我們並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當時是下午兩點左右，陳丹燕向店主詢問一張唱片，然後老太太扯起嗓子向一直在後面埋頭理書的丈夫求教：“Gary，你覺得 Eddy Arnald 的音樂算是很吵鬧的那種嗎？”因為扯著喉嚨，她眼鏡架上的配飾青蛙也抖動起來。然後Gary出現了，他是一個帶著“中途島航空母艦”紀念帽，留著絡腮大鬍子，乍一看是那種一旦你侵犯了他的領地，他就要開槍警告的那種強悍捍衛者。
這是我們發生接觸的第一幕，我們不會想到，接下去的五個小時，正是這位名叫Gary的二手書店店主，帶著我們走訪了從內華達城的商會到歷史博物館，為我們找到了點滴華人遺跡，最後，意猶未盡的他索性關上了店門，和太太一起帶著我們去內華達城郊外的華人墓地探訪，只怕我們人生地不熟找不到去路。
事後回憶，我們和Gary的破冰一刻發生在我的一個驚喜發現。當時我在書店牆上看到了一張台灣的《自由時報》，上面登載了鍾芳玲這個以“書話三部曲”被廣大愛書人記得的台灣女作家的一篇關於《斷背山》編劇的報導。這位編劇和書店老闆Gary是老朋友，鐘因此和Gary有了交往，在她尋覓書天堂的旅行時，她來到了這個加州高海拔的淘金小鎮，和這對老夫婦成為莫逆之交。老夫婦得知我們都是鍾芳玲的讀者，陳丹燕也和鍾有過交往，大家旋即有了惺惺相惜的感情，他們也被我們千里迢迢尋訪故人足蹟的心思所打動。
Gary建議我們前去一個位於本鎮救火站裡的小小中國人博物館，並帶領我們到商會領取了關於本地華工歷史的資料。我看到一本名為《中國墓地的剪短歷史和淘金時代的中國殯葬習俗》的頗為專業的歷史著述，作者是一個名叫 Wally Hagaman 的美國人。Gary說這是他的朋友，一位本地歷史協會的美國人，他對19世紀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非常有興趣，一直在做這方面的研究。
5
也是人算不如天算，當我們來到這個隱藏在救火會深處的博物館 （Firehouse No. 1 Museum)時，76歲的Wally竟然也在！Gary 也已 經很久沒有見到他，看到Wally腿腳不靈便的樣子，暗暗吃驚。老年人一日不見如見三秋，穿著“內華達縣歷史學會”T恤衫的Wally剛從一場中風中復原，但這並不影響他的記憶和對中國人巨大的好奇和熱情。他堅信自己前世是中國人。他曾經跟本地的中國老師學有關中國的各方面知識。老師告訴他，“你前世是中國人，但是你今生被懲罰了，成為了一個白人。”他吐了吐 舌頭。看來中風也沒有麻木他幽默的神經。
這個被“懲罰”了的白人這輩子醉心的事情就是收集整理內華達縣19世紀早期拓荒者華人的資料。關於這些早期定居者的生平我們知之甚少：他們為了怎樣的原因來到美國？他們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度過？他們建立了什麼樣的社群？他們為何最終又要離開？
在Wally大病初癒的身後，有一個用工整的毛筆字寫著中文“拓荒者”的板報給出了部分答案：他將自己能追索到的內華達縣最早的華人生平一一記錄， 他們的生卒年月，祖籍職業，生平軼事，家庭成員合影等等，宛若整理自家族譜。他描述起這些先人，如同在轉述親人的故事：這個是醫生，這個是他從中國老家娶來的新娘，那個是不理歹徒要挾的醫生太太，他們以家庭為單位出現：莫家，歐陽家，阿金家......
Wally說沒有人勞煩去記住這些中國人的名字，而他在做研究時，如果能找到他們的原名，他都會把他們的中國名字寫上，他們不再只是China Man 1 ，China Man 2，China Man Chen，他們有自己的名字。有一個叫亞壘的看廟人，被Wally標註上了Ah Louie的名字。照片上的這個亞壘老伯帶著草帽，穿著洋服，西裝背心上光榮地別著本地救火會頒予他的獎章和救火員徽章，那 是在1928年時獲得的獎章，他非常珍惜這份榮譽。隨著當時普遍存在的排華氣氛，越來越多的華人離開美國，內華達城唐人街在1938年被拆毀，亞壘是最後一個留守的中國人，他一直守護著觀音廟，直到最後一刻。
1950年代，這座1870年在中國落成，5年後又遠渡重洋來到格拉斯山谷 （Grass Valley）的觀音廟被拆毀時，Wally把廟裡的神龕，神像，橫匾，對聯等都保存了下來，他悉心地拍了照片。現在，這座神龕在救火會深處被完整 地複原，那些照片幫助他恢復神龕的原型。這個在蒙大拿長大的鄉村少年， 第一次接觸和遙遠中國有關的東西，是來自於曾在中國傳教的阿姨。阿姨回 到家鄉，對他用中文說“上帝愛你”，這是Wally對中文的第一次接觸，連上帝和阿姨都無法預知，正是這句話，成就了現在這個供著觀音的神龕在北加州淘金小鎮的存在。
當被問及為何會花時間為早已全面撤離內華達城的中國人做這樣冷門的事情，Wally的回答很簡單：“因為這些人”，他虛指了一下身後，想像著一個半世紀前，那些在內華達城生活的帶著瓜皮帽，穿著長衫的中國男人和裹著小腳，頭皮溜光梳著髮髻的中國女人，“他們都已經再也無法開口，如果我們不 再為他們做些什麼，他們的聲音將永遠消失在這個地球。”
這是我在旅途中經常會碰到的奇遇，陌生人不辭辛勞地為你開啟的一扇令人豁然開朗的門。和陳丹燕一起旅行，我們再次驗證了這個路遇貴人的法則： 陌生人從和你的相處中感受到了你真切的關懷和由衷的興趣，並且被你有立 意的目的所感染，於是自然地會對有心人作出呼應和迴響，這其實也是一種你來我往的福報。
6
如果說這個旅途讓我不斷找到我和陳丹燕作為旅伴的契合之處，驚喜於“哦！原來你也是這樣”，但也有那樣的時刻，我知道陳丹燕還是我的老師，她教我怎樣做一個富有同情心，具有代入感的旅行記錄者，在好奇探索的同時，帶著共情心去書寫被記錄者的故事，那是一種沉浸式的寫作和旅行體驗。
旅行的尾聲，我們在哥倫比亞歷史公園（Columbia State Historicn Park)的烈日下登高步行，花了不少時間去尋找一個不為人所知的華工墓。當我們終於在小學校後的墓園找到了那塊鐫刻著“向華人先驅者致敬”字樣的簡樸墓碑，陳丹燕沒有急著拍照記錄。她只是找來了樹葉和樹枝，用樹葉輕輕擦拭堆積在字跡凹鑿裡的灰塵，再用樹枝掃淨墳前落葉，最後她把一根美麗的樹枝敬獻墳前，鞠躬如儀，就好像我們在內華達城的那個華人墓前，她找到了三顆端莊的松球告慰先人一樣。
陳丹燕在追尋一段塵封歷史的同時，不忘告慰飄零的靈魂，甚至後者更是她清單的優先；她並不只是單單來寫一個故事，所以她的故事總是在很久以後的閱讀中，你依然可以感受到她留在故事裡的歡愉和嘆息，掩卷合眼，你看到她依然在自己的故事裡漫遊。
我們事後回憶起這場最終得以發生的旅行，都難以忘懷在索諾拉（Sonora)蘋果谷的那晚。即使旅行已經是我們的職業，但我們依然會在長日將盡或者旅途即終的時候，頗有些感傷。
那個坐落在森林裡的小木屋前，有被白天的日光曬得暖洋洋的石板台階，有飽蘸了夜色的無名樹冠，陳丹燕先是坐在台階上，然後就索性仰面平躺在了台階上，再也不願起來。我本來心裡急著要記日間的筆記，可是陳丹燕說，“如果會忘記的，就不是重要的。”
我想想也對，就從房間裡找到了靠枕，我們於是躺倒在了地上，一邊等待發光的夜晚之水在天上瀰漫開來，一邊在堅硬的地上聽陳丹燕講她在北緯78度那段日子的生活。這是淘金路上最鬆弛的時刻，看著天上的星星，我們在盤點著各自在此次行程以及過往路上，淘到的種種金光片羽。我心中暗生感激，在淘金路上，我也淘到了作為一個記錄世界的旅行者所需要的那些珍寶，陳丹燕作為我曾經的領路人到現在的同行者，她讓我記錄世界的方式多了一點仁慈，少了一點慌張。
時隔四個月後，我在歲末回到了上海，正逢陳丹燕在上海一個名叫“光的空間”的新華書店舉辦“陳丹燕在路上”的特別展。陳丹燕用她看過的書，走過的路和寫過的字來回顧自己作為一個總是在路上的上海女作家的精神成長史。展覽的海報，正是我們在“Chinese Camp”的馬路當中拍的。當時陳老師蹲在馬路當中，在用心拍攝那條恣意伸展的黃色分割線，她的先生陳保平在馬路邊上絕望地叫喊：“陳丹燕，車子來了！你們當～～心～～點啊!!”
在那個寒流暫被遏制的溫暖冬日下午，陳丹燕笑指著海報上的那輛隱約可見的小車，“你看你看，那輛車其實還在那麼遠的地方吶！”我們相視一笑。這是兩個瘋狂的勇往直前，但總也被人照顧著的淘金者會心的相視一笑。